今年9月学生返校之际，全国各地校长都不得不直面一个处于危机中的体系。当孩子们与朋友重聚并交换暑假见闻时，花名册上名字旁标注"S"（代表特殊教育需求与残疾）的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。
令人震惊的是，英格兰现有五分之一的学生被登记为特殊需求群体。政策交流中心的新报告《失控》发现，自2015年以来，获得教育健康关怀计划（EHCP）的儿童数量增加了83%——该计划旨在为学校通常无法满足的极度特殊需求者提供支持。作为前教师，我亲眼目睹了这场不断升级的危机。
这带来了巨大成本。过去十年所有额外教育支出中有一半用于特殊需求群体。今年相关支出将达110亿英镑——仅特殊需求学童接送服务一项，到2030年就将耗资逾10亿英镑。该体系已濒临崩溃，英格兰四分之三的地方政府因特殊需求支出面临财政破产。
关于特殊需求群体激增是认知提升和诊断改进产物的普遍共识，长期蒙蔽了政策制定者。事实上，虽然心理健康和神经多样性仍是许多年轻人面临的根本挑战，但该体系正越来越多地吸纳那些本不需要标签、也无法从中受益的群体——并为此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经济代价。
儿童成长过程本就复杂。但家长和教师确保年轻人健康快乐的愿望，往往异化为违背儿童利益的"问题化"冲动。我们曾坦然接受孩子有时会情绪低落，或暂时跟不上学业进度。如今对心理健康的普遍关切却导致：若你感到紧张，就必须被诊断为焦虑症；若上课坐不住，就必须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。2018年剑桥大学研究发现，25%被诊断为特殊需求的儿童实际符合年龄常态。
更糟糕的是，现行激励机制鼓励家庭通过获取标签换取多重福利。中产阶级餐会话题已转向"何种诊断能换取额外考试时间"。私立学校基于特殊需求的考试调整措施是公立学校的两倍。教育健康关怀计划可解锁的无限制资金，已引发家长争夺子女支持资源的军备竞赛——真正需要帮助者反被边缘化。
这种追逐诊断的行为与特殊需求体系形成冲突——后者充斥着有限认知、薄弱证据和糟糕成效。数千所学校提供着毫无证据支持的特殊需求帮扶措施。我曾教过一名坚持必须借助透明黄色衬纸（一种阅读障碍干预工具）才能阅读的女孩，后来发现这种所谓"彩色覆盖法"早在1980年代就被证实无效。但政策交流中心发现，近三分之一抽样学校仍在采用这种方法。
特殊需求体系中的许多儿童确实面临学习困难。但越来越多年轻人被不必要的贴标签，并将这些标签内化为自我认知。我清晰记得一个聪慧男孩，在其强势母亲要求下终日与辅助技术设备为伴。有次进行简单编号任务时，他坚称无法持笔——尽管后来证明他书写能力很好——坚持要在平板电脑上绘制整个工作表，而非直接完成眼前任务。
当信任的成年人反复告知孩子"你做不到"，孩子往往会信以为真。正如布里奇特·菲利普森和韦斯·斯特雷廷所言，这些孩子需要的是"至关重要的坚毅品质"。体系应聚焦儿童能力而非用低期望值禁锢他们。
零敲碎打的改革无济于事。我们不能再向这个需求饱和的体系投入资金，导致最需要帮助者反而得不到支援。必须废除扭曲的激励机制，坚持证据导向，解决过度医疗化问题。
教育健康关怀计划不应再承诺诱人的无限制资金。学校应像医院采购医疗方案那样，只采用成本效益明确且证据扎实的干预措施。资源需前置投放以早期帮助儿童，切断诊断与支持之间的强制关联。
这些提议虽激进但必要。我们不能再固守这条不可持续且难以负担的道路——这背叛了该体系声称要帮助的孩子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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